顾正钧，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早年学医。1931年参加红军后，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兵站医院院长、红五军团军医处处长，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医院院长，后任红六军团卫生部部长。

  1937年底，由贺龙和关向应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下辖第三五八、第三五九旅，顾正钧任第三五九旅卫生部部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医务干部奇缺的矛盾慢慢的变突出。为了培养自己的医务人才，1939年9月，在顾正钧的倡议下，冀中军区卫生部成立了卫生教导队，下设军医、护士、调剂班。(几年来，共培训出医务干部527人。截至1941年底，冀中军区卫生人员总数发展到2042人，健全了各级卫生医疗部门，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卫生机构)。

  1940年初，顾正钧调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他发现部队伤员感染率很高，许多本来可以治愈的伤口，因抬到后方医院的时间太长，伤口感染而不得不截肢，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抓紧战救初期疗伤。为此，顾正钧在河北省完县清醒村，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区卫生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加强战地治疗救护工作，响亮地提出：“哪里打炮，就到哪里去!”“时间就是伤员的生命!”会后，从军区卫生部到各分区卫生处，在加强技术人员培养和药品器材购置的基础上，普遍成立了战救手术队，把外科技术最好的医生选到手术队工作，切实加强了初期疗伤工作。同时，各级卫生组织也得到健全，团建立了卫生队，营配备了医生，连有卫生员，推动了全区部队卫生工作的发展。

  顾正钧身为卫生部部长，不仅亲自带领救护队深入火线抢救伤员，而且还带头为重伤员输血。一次，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参谋长左齐一只胳膊被子弹打成开放性骨折，因失血过多，生命垂危。正在指导手术的顾正钧毅然伸出胳膊，以命令的口吻说：“我的血型和他的一样，抽我的!于是400毫升鲜血缓缓地注入伤员的血管。在顾正钧的带动下，又有几个同志争先恐后地献了血，从而保障了手术顺顺利利地进行，使伤员起死回生。

  1942年2月的一天深夜，顾正钧突然接到报告：日军在定县油味村一带“扫荡”时，撒下了72只带有鼠疫病菌的死老鼠，妄图以细菌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屠杀我冀中军民。当时已是午夜12点多了，顾正钧不顾冬夜的严寒，马上把防疫科长蔡公琪找来，命令他迅速组织力量前往疫区扑灭疫情。那时，我们的卫生防护装备十分简陋，执行任务的同志，只能多穿一套罩衣，多带一个口罩，药品补给也极其困难。顾正钧既担心当地军民遭受病菌侵袭，又担心防疫人员的身体健康。那几天，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直到疫情扑灭的消息传来，他的脸上才绽开笑容。为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对细菌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在紧张工作之余，顾正钧撰写了《为开展反细菌战而斗争》一文，成为研究平原敌后抗日战争后勤工作的重要文献。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集中了五万余兵力，对冀中实行了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到处挖沟筑壕，碉堡林立，被害群众，尸骨如山，村村有戴孝，户户闻哭声，一片凄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同年6月，敌人在河北定县以南北町村“扫荡”时，因叛徒告密，挖掘出了地道口，向地道内大量施放毒瓦斯，造成了定县北町特大惨案，死伤群众800余人。顾正钧得到消息后，当即派医疗队前往抢救，收治严重中毒伤员127人，经救治，使70余人脱险。空前残酷的斗争环境，给卫生救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也为各级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使卫生工作更适合敌后平原游击战的特点，使卫生人员适应错综复杂的环境，以渡过战略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更好地开展战救医疗工作，顾正钧在深入调查、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分散游击战中的卫生勤务》一文，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提出了许多创见。该文分别阐述了分散游击战中卫生机构的组织与领导原则；小部队活动卫生勤务；分散环境下部队医疗工作；战地救护工作及分散环境下的群众治疗工作和药品补给方法等，对指导当时的卫生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按这些原则，在冀中斗争最困难的环境下，医务工作者化整为零，改为医疗小组。每组二至三人，以医生或看护任班长，老卫生员任组长，伤员分散在各村堡垒户，以地洞隐蔽收治伤病员，处于残酷斗争环境中的大批伤病员，仍得到了及时治疗。

  由顾正钧领导建立的卫生部交通站，是我军坚持分散游击战争的多种斗争形式之一，担负了运输保障、交通、联络、转移、供给、坚壁任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随着工作的开展，交通站的组织和活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中间还包括绝对秘密的交通站，利用社会关系和群众关系建立的普通交通站，利用敌伪关系建立的临时交通站。这里面又分为总站、分站、小站、接力站等。交通站的同志发扬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灵活机智地在敌人心脏地区来往穿梭，深入各地联络与组织暂时失掉联系的工作人员及伤病员数千人，分批将他们送往平汉路西山区。

  顾正钧还组织成立了药品采购办事处。采购办事处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利用各种能利用的渠道，组织爱国商人、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从敌占区采购了大批药品器材。同时，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将原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制药组扩建为冀中军区制药厂。工作人员穿便衣，以群众做掩护，日出夜归，坚持生产。药厂原料困难，顾正钧和药材科科长段勋令带领大家采药，用五蓓子和豆腐制成鞣酸蛋白，用大蒜制成灭疟灵，用核桃炭制成防毒口罩，还因陋就简自制了毛巾织布机、切卷绷带机、手摇压片机、制丸机等。截至抗战胜利，药厂共生产药材百余种，不仅保证了本区部队，还支援了兄弟部队。1944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第二届群英大会上，冀中军区制药厂荣立集体二等功。

  自1939年起，在顾正钧的领导下，冀中军区卫生部还逐步建立健全了药材供应、医疗器械装备、战救药材装备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医疗卫生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有章可循，创造了无愧于模范根据地的第一流前线救治工作。

  由于医疗救护工作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所以身为卫生部长的顾正钧，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他常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河北医学院毕业的王育荣医生，参军前在饶阳县开诊所。为了抗日救国，他毫不犹豫地把私人诊所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给了八路军，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爱国知识分子。顾正钧到任后不久，便将其由普通医生提拔为手术队队长，继而，又提升他为卫生教导队教务主任及冀中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此外，受到顾正钧重用提拔的知识分子还有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段惠轩、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周之望、原卫生教导队教员孙道三、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高锡勤、郭儒茂、李亚荣等，他们都在不同的卫生工作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卫生部医务科科长苏浩亮，入伍前曾担任过东北军第六九一团上尉医官，组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背上了思想包袱。顾正钧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一方面多次找他谈心，提高他对党的认识，另一方面积极为他创造条件，派他带领巡视团到冀中各地巡视工作，在最复杂、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他。在顾正钧的帮助下，苏浩亮进步很大，基本符合了党员条件，顾正钧又亲自做了苏浩亮的入党介绍人，使苏浩亮感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卫生部门急需补充医务干部。1941年春，顾正钧得知白求恩卫生学校30多名新毕业的军医将分配给冀中军区的消息后，如获至宝，满心欢喜，亲自前往百里之外的学校迎接，然后一一作了妥善安排。

  顾正钧虽然身为领导干部，但他从不摆架子，对下属每个干部的生活都十分关心。1945年初秋，冀中军区卫生部转移到天津附近的新镇，从北平来的李淑媛大夫路经新镇去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为了迎接这位大城市来的高级医生，顾正钧从老乡那里购买来一只鸭子，又找到一只汽油炉子，在办公的地方一边工作，一边亲自动手为她煮鸭子。担心她睡不惯土炕，特地准备了床板，还铺了厚厚的草垫子和新被褥。当李淑媛大夫刚下车就吃到鸭丝面时，激动地说：“我真没想到刚进解放区便受到这样好的照顾!”在战争年代，夫妇分居两地十分普遍，解决起来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尽最大可能想办法解决。冀中白求恩学校的药物教员陈炯华，是个年近半百的老知识分子，他参加抗战后，夫人和儿子一直住在北平，顾正钧委托城工部的同志把陈教员的夫人和儿子接到了解放区，夫人被批准为随军家属，儿子参加了革命，使陈教员深感组织的关怀。

  顾正钧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也是一位沉着果断，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指挥员。

  1943年初，数以万计的日伪军突然对阜平炭灰铺一带实施“扫荡”，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机关及一些直属单位的干部都被困在敌人的“铁壁合围”圈里，其中有在白求恩学校任教的国际友人傅莱和在休养所住院的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敌人的枪声隐隐传来。包围圈越缩越小，情况十分危急!在副部长顾正钧的主持下，卫生部党委当即研究了突围计划，确定由顾正钧、姜齐贤、游胜华担任突围总指挥。顾正钧带领警卫班先期行动，选择突围路线。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顾正钧经过实地勘察，慎重思考，决定从一处名叫“阎王鼻子木把钩”的险要地段突围。这里地势陡峭，地形隐蔽，不易被敌人发觉，即使发觉，只要用少量兵力守住隘口，也能收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在顾正钧的严密组织下，卫生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利用这一地形的掩护，顺利地逃出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安全地带，无一人伤亡。

  1945年秋，抗战胜利，冀中军区奉命接管天津。挺进途中，在某驻扎地，突然与一支部队遭遇，敌人的一路人马，迅速向卫生部驻地扑来。当时，卫生部的大部分干部和警卫人员都外出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敌情，身为部长的顾正钧沉着冷静当即把炊事员、勤务员、饲养员、卫生员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占领制高点，进行狙击。敌人见我方火力很猛，不敢贸然前进，打了一阵，便仓促收兵，随后被我主力部队歼灭。事后，人们都称赞顾正钧部长演了一出精彩的“空城计”。

  1947年，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深入到腹地作战。当时，担任冀中行署卫生局局长的顾正钧，主动要求随军南下，组织上考虑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担心他到新区工作身体吃不消，劝他还是留在冀中。顾正钧诚恳地说：“党号召好男儿要随军南下，开赴前线!我是员，怎么能不积极做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呢?我虽然患有胃溃疡，但身体能够支持，请组织上答应我的请求。”

  临行前，顾正钧恋恋不舍和妻子王敬告别。他们是在战火中相识、相爱并结成夫妻的一对战友。结婚八年，虽然彼此感情真挚，然而在原则问题上顾正钧却从不徇私情。那一年，王敬从白求恩卫生学校毕业，军区机关正好缺少助理员，想把王敬留在机关工作。顾正钧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王敬是从后方医院来的，理应回到后方医院去，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就给予照顾。”还有一次，他们刚满两个月的孩子突然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正好，顾正钧又要到前线去执行任务，王敬劝他推迟两天再走，他摇摇头，“孩子有病，我当然着急，但伤员的事比孩子的事更重要!”他还是按时出发了。

  这次随军南下，与往常不一样，因为路途遥远，相见无期，所以更增加了离别的眷恋。顾正钧抱抱3岁的儿子亚林，吻吻刚满两个月的女儿亚琦，望着产后大出血、身体尚未恢复的王敬说：“我这一走，说不定何时才能回来，你又要工作，又要抚养孩子，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放心吧，别挂牵我们。”王敬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愿用泪水送别丈夫。可是，她万万没想到，此别竟成为他们夫妻的永诀。

  1948年5月，顾正钧到新收复的安徽桐庐地区开展工作。由于这一带是长期盘踞的地区，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我军收复之后，一些反动组织潜伏下来。一天夜晚，突然枪声大作，一支反动武装将工作队团团包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顾正钧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8岁。